北岛、顾城、舒婷与“星星诗歌节”，杨丽萍的舞蹈，吕澎、黄专、王广义与广州双年展，张艺谋和巩俐的电影……物质贫乏的时代，这些精神作品在**着人们前进。但若想要完成对自我的救赎，唯独靠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的一言一行。
奶奶邹桂莲，1976年，成都。肖全第一次给人拍肖像。那是个正午，对曝光、构图什么都还不懂的肖全，拍出了一张杰作。
肖全拯救自己的方式是摄影以及每一张定格的图像，他既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肖全的摄影属于卡帕、布勒松、马克·吕布这个阵列———瞬间、寻常却准确而保持着陌生。在早年的摄影杂志上，任何关于马克·吕布、布勒松的字句，肖全都不会错过。尤其是阮义忠编写的《摄影大师访谈录》，形容为“如饥似渴吞咽着读”，甚至都不为过。
圣马可广场，一对母女的背影，2013年。
马克·吕布、布勒松对世界格局的分析和报道永远都站在最高点。这样一颗种子，在肖全心底发芽。他不断试图模仿，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坚持下来的最大理由。对文艺圈仅一知半解，最初也没人能想到，肖全能够为那个时代的文艺圈留下最美的存念。
在那十年里，肖全走遍中国，为那一批时代孤独者留下了他们这一生或许最美妙的影像。
“他东奔西突，将脆弱的身体蜷在散发尿臭的火车道上，把抒情的心灵耗了不少在异乡的黑暗，孤寂的旅店，拥挤的汽车，粗糙的食物上以及寻访和等候中，他像一个小精灵似的，不知不觉就渗入了那些孤独者的隐秘世界。”好友钟鸣曾在1992年的一篇文字中，这样去描述肖全。
肖全1959年出生于四川，做过空军，退伍后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没做多久，就把铁饭碗砸了，跑去北京给杨丽萍拍片。
“他是‘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员”，吕澎认为，肖全的秉赋与天性使他通过照相机成为“我们这一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总是本能地，感性地，瞬间而随意地，去观察大街小巷，抓住人物与细节，使得那些一刹那的瞬间中固定的情形，成为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往昔，成为可以让人感知的历史语境。
近些年，肖全更多走到世界各地，去观察外部世界的普通人是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他的拍摄也更多围绕当地普通人的日常展开。看到的内容不一样了，照片也比原来更加自由和辽阔。肖全说，这或许就是视野的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肖全个人内心对影像的投射。
与肖全合作过近15年的杨丽萍，曾对肖全说，“你是个特别感性的人”；而李媚也用“难以形容的温存”来形容肖全。肖全去北京拍摄《我们这一代》时，接待他的诗人戴定南就特别喜欢肖全。“我一看就觉得，他是我的阳光。”戴定南还曾给肖全写下诗歌，“上路吧，上路就是阳光。”
窦唯，1993年9月，北京。肖全说，不是有名的人他都拍，他喜欢拍有独立思考的人。
口述
普通人制造影像的权利
直到现在，我都还特别感激“文革”那段时光，母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从成都赴武汉。虽然母亲是为了躲避批斗的风险，我也因而没能按时进入小学念书，但大舅舅用来给我们在长江大桥前拍合影的那台120双镜头相机，让我第一次对相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在武汉工作的表哥还带我第一次进了暗房，怎么去的、哪里的暗房，现在都基本忆不起来，但那时在暗房的红灯下，拿个夹子在药水里一晃一晃，影像就显现出来的过程，我现在也忘不了，特别着迷。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成都都看不到什么展览，或许有，我也不知道。那会家中两个皮箱里的笔记本内，夹着不少家人的老照片，那里对幼年的我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每次放学，除了在哪偷点吃的，以满足胃里的需要，其他时候基本都在箱子前度过。
每次翻看那些外婆或是爷爷的照片，让我建立了对影像最初的一种记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最早的启蒙，其实现在回忆起来，能在“文革”那会儿就接受到这些，应该算非常早了。
虽然当时我们家是院子里十多户中最有钱的，但父亲在铁道部修铁路的工作，也不可能说富裕到给家里添一部相机。从武汉回来后，我也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接触相机。
直到快念高中，二姐从朋友那借到一台120相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掌机，在家中院子里搬了个藤椅，让不识字的奶奶拿着画报看，给她拍了我的一张人物肖像照。
我只记得那天恰好正午，在一个特别大的顶光环境下拍摄，我也不知道为何当时这张就是一个散射光。在那个时候，我也根本不知道构图、曝光……不像现在，这些换算都早已融在血液里。如阴天，快门六十分之一秒，光圈5.6肯定没问题。当时，也许就是老天在帮我，让我即便是完全蒙的一个状态也拍了出来。
不过，就是这张照片，后来在顾铮给我策展的《女人时间》影展上展出。封新城看到后，甚至还开玩笑说，全儿啊，你当时拍的这张照片，后面就没有一张超过它。
1980年，我开始到航校当兵。在这之前，自己也一直学画点素描之类的东西，那会儿就逐渐感到自己手上的技术已跟不上眼里看到的东西。就找父亲想要买一部相机。父亲可能想我当兵也辛苦，攒了一段时间，寄了180元给我，让我有了人生的第一部相机。
180元在当时，近乎一个人工作半年的全部积蓄。现在还有段子说，张艺谋当年为了一台相机去卖血。这事虽然我没和他核实过，或许为误传，但当年那种窘迫都大致如此。
父亲送我相机，可能他觉得就是一个玩具，就像我想要个皮球，他就买个皮球送给儿子一样。但他根本没想到，从此这样东西……就像很多其他摄影师，我因此踏上摄影之路。
得到第一台机器，我的激动可想而知。当时就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制造影像的权利。不用去借别人的相机，可以有一台永远属于你。
1993年9月，北京，诗人食指。这次拍摄让肖全深受震动，几乎无法继续拍摄《我们这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