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孙女、设计师叶明子在太庙大婚。
当天涌进了30多家媒体的摄影师，快门声一直没停下过。当中有一位与他们不同，他带着两架机器、六个镜头，获特别许可从早晨7点新娘化妆的钓鱼台一直拍到婚宴结束的深夜，衬衫湿了6遍，满场跑只为把自己“藏”起来，在新郎新娘及一众亲朋完全无意识时，抓住这场看起来端起架子、充满社交气息、很官方的婚礼上最真实、最家常的一面表情。
这个人是柴利增，是叶明子的特邀婚礼摄影师，这是他第一次接这样的活。最初，柴利增是给国内一线时尚杂志拍照的专职摄影师，长年累月地拍明星，人像摄影是他的拿手菜；他常常被邀请去拍名媛和知名品牌的高端派对，抓拍对于他来说，不算太难。这两样加起来，让他在拍摄完成后，意识到自己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一些在目前的中国还鲜有人能做好的事。
当叶明子的照片被诸多媒体转发时，柴利增拍的就能从一堆照片里被人一眼挑出来。
最好的事，莫过于你想尝试一件事的同时，人们刚好也发现你能做好这件事的天赋与才能。柴利增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网站，开始了时尚摄影师之外的一个副职：婚礼摄影师。
从改变习惯开始
婚礼摄影师绝不是你理解的影楼和工作室拍婚纱摄影的，也不是花千儿八百块请来的当天的“跟拍”，它的职业定位如同婚礼摄像，是为了记录当天最真实的场景，但每张图片要达到专业人像摄影的要求。国内的婚礼摄像水准有目共睹，出“行活”时三个机位，小摇臂加固定全景再加一个游机，穿帮是常有的事，剪辑粗糙，包装乡土，配乐全国统一，不是理查德·克莱德曼就是《步步高[26.47
-1.16%]》，稍有觉悟之人估计都不太会拿那张光碟给未到场的朋友们看。
同样是记录，《美国摄影》杂志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的十位婚礼摄影师，他们的作品常常在网络上被中国年轻人当做
“大片”欣赏——比“大片”更好的是，在自然光线下，普通人在抓拍时流露出的美与模特的“职业美”相比，更能打动人。那些照片里背景干净，很少出现一堆人，没有中国式婚礼上新郎新娘道具似的在背景板前与每位带着红包前来的宾客合影的景象。
结婚拍照，是从民国初年就有的习俗，辛亥革命后的“文明结婚”风潮遍及全国，不再找媒婆说媒，有了结婚证书，喝完喜酒后，新人留影，再入洞房。到上个世纪20年代，留洋归来的青年们带来了白色头纱、拖地长裙和西装、燕尾服，新人穿着新行头走进悬挂着帷幔的照相馆，拍一张全身照，是当时时兴的做法。
现在，中国人愿意花钱拍婚纱照，印得巨大一幅放在婚礼现场。这习惯来自台湾，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婚纱店从西门町开到了中正纪念堂的爱国东路，后来又有了中山北路的第三代婚纱摄影一条街，不少台湾的影视明星在出道前都曾经给婚纱店当过广告模特儿。
90年代初，当北京的年轻人们拿着“人民”、“北京”等***照相馆拍的三张一套结婚照走过刚刚在北京落户的“聚焦”婚纱摄影店时，才发现自己也可以像明星一样穿欧式宫廷范儿的大裙子拍照。婚纱照从那之后改变了中国人的婚俗，成了必不可少的
“装备”。过了1997~2001年的黄金时期，更年轻的人们放弃影楼，选择了工作室，尝试着更有个人风格的摄影，但不可避免的依然是浓妆、摆拍。
即便有人觉得摆拍太假，洗出来的相片和本人根本不是一个人，在没有更好选择的前提下，还是只能去拍婚纱照。
柴利增说起自己曾经参加的许多婚礼，新郎新娘像是为了家人朋友而去结婚的，现场拍的照片里全是人，看不到新娘父亲的眼神，也看不到两个新人之间在那个特定环境下的火花，整个婚礼感受不到爱情，到处都是吵嚷声，非常遗憾。
他希望从一小拨人开始，能尝试体会“真实即是美”。
即便在婚纱摄影师这条路上算个新人，他也是我见过的最“苛刻”的乙方。
“苛刻”要求如下：婚礼的总预算要达到他的要求；对于婚礼整体策划、现场的花艺布置，他都要参与讨论并交换意见；照片最好都在酒店里拍摄，就算是五星级酒店，也尽量选择适合举办婚礼的，而不是更适合做会议之用的酒店；如果可以，请开一间总统套房以便获得更好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柴利增要求新娘新郎在婚礼当天不要过问任何繁杂事务，全部交给代理人，在摄影师要求清场的时候，拍摄场地里只留新婚夫妇二人。
谁会招惹这么不可理喻的摄影师？
“中国人思维定式里婚礼是喜庆、热闹。但我是为两个人拍的，在婚礼当天别人都不是主角。摄影师们喜欢用广角，看起来气派，但人的表情会变形，我用标准镜头，拍场面吃点亏，拍人脸是最自然的。”
2010年，美国最著名的婚礼策划网站TheKont正式进入中国，随之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是让婚礼更别致、更独特的定制服务，婚礼摄影师的概念也与专属婚纱设计师、花艺设计师、色彩搭配师、室内设计师、发型与妆面设计师等一起，成为婚礼不能缺少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