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这几年，摄影圈有几个潮流，比如拍摄人造景观的新景观摄影，还有一组时间跨越度很大的“老照片”。你有什么看法？
阿兰：你说的这两类也正是我感触最深的。不论是那些新景观摄影还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拍摄项目，他们背后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人（不单单是摄影师）的扪心自问：关于未来的希望、恐惧，对于改变的不确定，以及对于当下存在感和身份感的叩问。其中，在中国，“改变”这个命题尤其重要，在艺术圈内也普遍受到关注，摄影也是作为其中一门艺术在反映“改变”。
“传媒业不能依靠广告”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似乎普遍都有“生存困境”。
阿兰：在市场面前，摄影师永远是被动的。在中国的大小城市有很多博物馆，很多地方没有物尽其用，甚至对保护和保存作品不屑一顾。倘若10年后，一半的博物馆被改造成酒店或是购物商场，剩下的一半博物馆可以真正利用它们的空间优势，有的放矢地做摄影收藏，那么对于摄影师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希望。
我认识很多摄影师，他们都不是靠摄影生存的，甚至有的情愿做酒保也不愿意做时尚摄影师。因为做酒保虽然赚得少，但无关摄影，创作上是自由的，“眼睛是自己的”；做时尚摄影虽然赚得多，但会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有时不得不“玷污”艺术理念。
东方早报：连续两届的大理摄影节都设有“新媒体论坛”环节，你如何看待新媒体？
阿兰：新媒体只能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传统媒体将死”。只是，所谓的新媒体究竟有多“新”，也值得商榷。就好像一幅画，已经有了裂缝，如果只是表面上涂一层掩盖裂缝，那么裂缝始终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想明白传统纸媒消亡的真正原因。就我看来，所有传媒，不论新旧，凡是要和广告、商业等挂钩的，都无异于自杀，传媒不应该靠广告为生。人们买报读报，不是为了看广告，而是为了了解事实。传媒应该成为传播真相的地方，不受锢于政治与经济，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力。
东方早报：你参与策划了平遥和连州摄影节，现在又来大理做总策展，这几个摄影节有什么不同？
阿兰：目前来看，中国的摄影节都不够好。来摄影节，是为让摄影师之间、策展人之间能有充分的交流。从这一点看，国内的几大摄影节都不是成功的，展区被分割得过于零散。另外，参加摄影节人员背景单一，大多是摄影师，却很少见到国内的摄影评论家、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策划人、画廊总监和出版人等。
这次大理摄影节，我只有4个月的时间准备，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启动这么大的项目至少要两年。在中国，一切都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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