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坡 深圳福田村，2015
杨俊坡 深圳会展中心，2020
城市化***阴沉的音符
随着深圳城市化的升级，“三来一补”产业开始退却，文化产业、科技产业、金融产业逐浪踏来。深圳也变得阶层森立、形态多元、空间复杂。张新民、陈远忠和郑黎岗关于农民工群像、股灾下的人类、城市爆炸恶性事件的拍摄，隐含着对城市含蓄的批判，因为这个城市看上去已经失控，劳动的失控、欲望的失控和管理的失控。它是城市化***为阴沉的音符。
余海波的《大芬油画村》是关于深圳一个奇特的文化景观：用高度原创的方式去复制。按照城市一般的空间规律，在没有政府资金补助的情况下，艺术家村落一般会因为级差地租的原因，被推至城市的边缘，租农民房建工作室。大芬村的神奇之处在于，原本是香港人偶然作的一个仿作画廊，居然被复制成一个产业，变成了规模庞大的画匠手工业集群。余海波用颇为平淡的方式来纪录这一空间上的“原创悖论”：“以复制作品来满足市场需求，但用纯手工来创造溢价，空间的形态是独特而不能复制的。”
摄影记者出身的贾玉川，其作品《他·她》算是城市化的猎奇式景观。LGBTQ在全球都是城市化的标志之一。在宽容的城市，他们会发声大一点，在压抑的城市，他们会声音小一点。贾玉川的作品证明深圳存在这样的角落、这样的人群。贾玉川可能受到戴安·阿博斯的启发，不过戴安·阿博斯更对准肖像，而贾玉川则更强调变性人的生存空间。
李政德的《新国人》则完全摆脱了“猎奇”视角，以一种直接粗暴的“快照”美学，关注这个移民城市中的中产、富人阶层以及他们夸张的消费主义。《新国人》让人联想到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式的意图。但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是横穿美国国境的人物白描，而李政德则是利用深圳作为超级富裕都市，在城市化时空框架下的消费欲望横空出世这一背景，来刻画“买就是创造”的深圳新国民。物质主义大潮是城市胜利阶层的标签，“穷得只剩下钱”决定了人物的外貌衣着符号，以及其裸露的精神向度。
笔者根据深圳城市化展开的时间地理，对应着深圳摄影人的纪实叙事。不难发现，其内在的节奏是一致的。城市化的人群形态展开和产业形态升级，基本上对应着深圳摄影人的思考和叙事的节奏。深圳摄影人一直被焦灼的现实所驱赶、被魔幻的现实所触动、被多样的现实所选取。他们不需要花费心思创作更具审美性、更意识流、更具观念性的摄影，他们的内心已经被城市所占据，他们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从现实中挣脱出来，沉迷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深圳的爆炸性时空框架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牢牢地吸附着他们，让他们拥有同一种共同的趣味和自觉。
余海波 大芬油画村，2005
贾玉川 他·她，2002-2018
李政德 新国人，2006
李政德 新国人，2007
李政德 新国人，2009
李政德 新国人，2010
李政德 新国人，2014
李政德 新国人，2014
“切片问询”无法追逐深圳的变迁
毫无疑问，城市化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主流摄影人的纪实摄影。但是，这些摄影人大都是切片式的。他们切入到城市的一个时间段，而且这些城市都是旧城（old city），已经有历史，而且不是爆炸性的时间地理结构。这些世界摄影人被城市化所决定的意识，不是他们摄影意识中***大的部分。实际上，摄影人大多从自己的社交网络和雇主需求出发，对城市化做了切片式的问询：某个街区、某个群体、某个行业，究竟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深圳的故事在于，它是从一个渔村开始起步的，从乡村走向了超级都市，这种***的时间地理框架，使得深圳摄影人不仅仅向他们的世界同行那样寻找题材，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切片问询”往往不能追逐到像深圳速度这样的城市化社会变迁。快门必须很快，因为事物变化太快，消失得也很快。但悖论的是，曝光时间还要很“长”，因为完整观察它的来龙去脉，是需要一定的长波段眼光。它构成了纪实摄影的一种气质上的平衡。
例如刚改革开放的中英街，门庭若市，它是一个与世界“边境互动”的街市，但是很快，这个象征就变化了，因为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深圳的蛇口、罗湖、福田。一个商贸街道的命运，就开始退却。很快，它就变成了一个到此一游的景点。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看上去连“深圳必打卡景点”都算不上。所以深圳的摄影师拍摄的中英街，就变成多次命运转折的无厘头呈现。
深圳的“二奶村”也是如此，***早的地址是皇岗村，因为靠近深港两地口岸，大量往返深港的香港货柜司机就在此安置内地情妇。随着深圳城市化的升级，香港司机群体收入已经不够，来深圳办工厂的香港管理人员开始安置内地情妇，“二奶村”选址也以此沿着深惠公路向北移动。某种意义上，“二奶村”的摄影轨迹也要服从城市化产业的空间生产路线。
深圳的“城中村”也是深圳摄影人的重要题材。深圳因村而起，实际上村“包围”了城，开始城小而村大，村域经济犹如一个个社区经济。不过，随着城市化升级，再加上2003年深圳开始推行“净畅宁”工程，着重取缔一些城中村，导致各村面积萎缩，城市化产生的高地价弥补了村集体经济的收益，但也抬高了原本安置于城中村的居住成本。***后，随着政府安居房的大量推出，城中村的民间保障房的功能开始变弱，甚至一些更聪明的城中村，开始引入新型人才，招商招租，向各种科技产业园、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基地转型，追逐时代的风口产业红利。有趣的是，深圳摄影人镜头下的城中村，不仅要追逐城中村的演变，也要受到城中村全球化视角的影响（比如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城中村反映的是底层人们的居住权利）。所以，深圳摄影人所展现的村中村，既有蜗居的愁苦、不安全的忐忑、也有人拍出参差多态的温暖，和人间烟火的世态。
余海波 深圳华强北人才市场，1991
余海波 深圳宝安工业区工厂宿舍， 1992
余海波 深圳涅槃酒吧，1994
余海波 深圳边境线，1996
余海波 深圳沙头角中英街，1996
什么是深圳摄影趣味
“深圳摄影趣味”意味着，在深圳的时间地理中，深圳摄影人的心智模式被牵引、被收敛到以下属性：
1 深圳40年的高速发展，爆炸性的城市化过程以及伴随着的人类迁徙模式，使得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中国历史上***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以至于深圳摄影人***热衷纪实摄影，几乎冷漠于其他任何流派。不像北京还有大批王庆松这类艺术家，热衷于观念摄影；上海也有杨福东这样的艺术家，将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风情进行“挪用”和“再造”。深圳摄影人骨子里觉得，深圳进行着的“现实的魔幻”已经足够超越“观念的生造”。爆炸性的时空框架，就是摄影素材的一切来源。
2 深圳摄影人善于用累积的影像来判断城市的变化。时代既需要极速的快门来捕捉变化的速度，也需要“长时间曝光”来理解那些看不清的、被遮蔽的东西。所以从“快门”端诞生了深圳摄影的“体制叙事”（例如城市基建面貌的更新），而从“曝光”端诞生了深圳摄影的“民间叙事”（例如关于“二奶村”、“城中村”、“华强北市场”、“三和市场”等等作品）。
3 深圳人的原乡都不是深圳，但“时间地理决定论”依然作用于深圳摄影人在深圳之外的拍摄，他们依然遵循了“累积变化”和“曝光暗处”这两大特征，将深圳之外的地域拍摄，呈现出体制和民间的两种叙事的交织。无论是西藏的长卷纪录、“地球的表情”、以及“全国一代人的肖像”等等作品，都充分验证了深圳摄影人的属性：一种源于深圳都市的爆炸性的时空框架所产生的内在摄影观。
正是这种爆炸性的时空框架下的“时间地理”，占据了深圳摄影人的心智，使得“深圳摄影趣味”就像蜂群一样，在一只无形之手的指挥下，群体遵循了一种共同的方法论：基于纪实摄影下的长波段累积式观察，坚持城外人的客观中性立场、以体制和民间两种叙事相互交织的摄影方式，在中国建立了一种鲜明的流派风格：它不是对现实的猎奇，而是对现实的惊奇；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影像的批判，也是一种影像的温和空间生产。它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城市化***好的摄影卷宗。
深圳摄影趣味未来将会如何变化？我觉得，城市化依然会决定深圳摄影人的大部分意识。深圳城市化的下一步是数字的城市化、社交网络的城市化。所以，下一步城市化所影响的摄影，必然也是社交摄影。深圳摄影人不仅用数码设备纪实拍摄他们所感兴趣的深圳，而且他们会上传到社交网络上予以分享，不仅仅如此，他们的分享所引发的数字轨迹——别人的点赞、评论、转发、引发媒体介入、再次变成社交网络上的影像话题……这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图像生产循环，卷入更多的、更为复杂的观看、也会诞生更为庞杂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介入。
——完——
作者杨莉莉，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视觉传播方向硕士生导师。
题图：余海波 深圳罗湖，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