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雷（Yann Layma），1962 年生，法国著名摄影师。1984 年，他获准自由进出巴黎爱丽舍宫，为当时的总统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生活，成为法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摄影师。
●1985 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来到中国，30 年来共拍摄了 60 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出版了 4 本关于中国的著作。
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
翻开《昨天的中国》，我们既能发现阎雷走过的足迹，也能看到中国 30 年的微妙变化。“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可以说是自由的开始，也是追逐自由的开始。”阎雷回忆起相册里的动人画面，同时也感叹“物是人非”—— 粉红色的小胡同如今已经是劳斯莱斯和宾利的展厅了。
1985 年 1 月 22 日，22 岁的法国摄影师阎雷抵达北京。晚上 11 点，风很大，天空飘着雪花，阎雷坐车来到北京饭店，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像是到了苏联，气氛太严肃”。
2015 年 9 月 12 日，阎雷带着今年出版的摄影集 《昨天的中国》参加 Photo Shanghai。“难得的一位认认真真拍摄中国 30 年，不作不装，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中国摄影师那日松当天在自己的微博里为法国友人宣传。
《昨天的中国》收录了阎雷 30 年间完成的 60 多组中国主题摄影。这 30 年，阎雷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版图——北京、上海、广州、浙江、辽宁、陕西、山西、贵州、湖北、新疆……阎雷爬过云南的梯田，游过绍兴的东湖，造访过四川的藏民区，闯入过侗族人的 “领地”，只为拍下更完整的中国。
这 30 年间，中国在变，阎雷也在变。他从照片上那个红头发的帅气小伙子变成了花白头发的中年发福男子。
采访那天，正好是阎雷 53 岁生日。他穿着黑色短袖T恤、黑色裤子，胸前别着一个蓝色蝴蝶胸针。阎雷看上去有些疲惫，黑眼圈很重。他拿着一包中南海和一个打火机坐下来，还没被提问，他就用带着京腔的普通话自我介绍，“阎雷，阎罗王的‘阎’，雷锋的‘雷’”。
采访时，阎雷用法语谈摄影、谈中国变化、谈自己的躁郁症，而说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元阳梯田，阎雷则调回中文模式，拍拍胸口露出得意的微笑，“是我发现元阳的，他们应该感谢我。”
1993 年，这个法国人在云南拍摄元阳梯田，他不但拍下了哀牢山的不同色彩，还将那些雕刻山的 “艺术家”—— 哈尼族农民呈现在世人面前。《山的雕刻者》在法国媒体上刊登后，引起极大轰动，被西方媒体誉为当年 “十大未发现的人类奇迹”。
梦里，中国在召唤着我
阎雷 1962 年生于图尔，父母都是画家，崇尚 “自然主义”。8 岁开始，小阎雷就跟着一名博物学家去抓蝴蝶，做标本，这是他唯一的爱好。“在法国，很多‘自然主义’实践者都是赤身裸体在户外行走的。”他说。
再大一点，阎雷就一个人搭车去旅游，也慢慢习惯了“风餐露宿”的原始生活。
1979 年，阎雷刚满 16 岁，中国正式对外发放个人旅行签证。阎雷听到消息后异常激动，连睡觉时都梦见中国在召唤他，对异域的幻想令他激动得无法入眠。
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那时，我既不是中国迷，对中国的了解也极少，我看到最真实的中国，只是一个朋友参加组团游后拍回来的小视频。”
阎雷连续失眠数日后，他父母的一个朋友、一个心理医生察觉这是多度亢奋所致。于是，主动提出教他摄影来治疗。
阎雷做了一个决定，学好中文，学好摄影，去中国拍肖像。在他看来，抓蝴蝶和摄影本质上使用的是同一种原理，“要眼疾手快，还要懂得抓取神奇的瞬间，另外，逮住时间还不用去扼杀一条生命。”
学完摄影，阎雷从图尔的小镇搬到巴黎，到国立东方语言文学学院 （NALCO）学中文。阎雷当时的女朋友认识密特朗的秘书，阎雷因此见到了总统本人。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毛遂自荐为总统拍照。密特朗意外批准阎雷进驻法国总统府进行为期一年的拍摄，刚二十出头的阎雷因此声名大噪。从爱丽舍宫走出来，等待阎雷的是无限美好的前程，但阎雷却选择了完成16岁那年的心愿——去中国。
用1吨书砸出一个朋友圈
阎雷穿着 T 恤牛仔走过半个中国时，街头大多数人还是穿着清一色的中山装，“有的地方厕所很脏，食物不对胃口”，这是阎雷最初碰到的障碍。不过，这个“自然主义”实践者一直认为，“只要拍摄计划值得做，那么舒适度可以忽略不计。”
在阎雷看来，中国百姓是热心而友好的，他走街串巷，甚至闯入陌生人家的院子抓拍，都没怎么被阻止过。当然，心思敏感的他很快察觉出这份热情背后的紧张情绪。
“我刚来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我有深交，当时中国人不允许和外国人有私交的，我最早能接近的那批中国人，只是那些急于离开中国的人，其余的人，我多接触能感受到他们的畏惧心理，” 阎雷回忆起初来乍到的时光。
1987年，阎雷娶了一个四川女孩。婚后，他的中国妻子表现出很强烈的出国愿望，但阎雷希望留在中国，最后两人婚姻破裂。
离婚后的阎雷依然按照原来的节奏拍中国，在和本地摄影师接触中，他发现中国摄影图书资源非常稀缺。阎雷决定将自己的 500 册摄影书捐给中国摄影协会。这本是善举，但一吨的运费也不容小觑，最后法国驻华**同意为阎雷支付运费。
除了摄影圈，阎雷也成功打入了北京的音乐圈，他通过大陆乐队的外籍成员介绍，和崔健成了朋友。崔健那 “不爱说话，不爱笑”的酷样一直刻在阎雷的印象里。
《昨天的中国》
翻开《昨天的中国》，我们既能看到阎雷走过的足迹，也能看到中国30年的微妙变化：三里屯**区，粉色墙壁的四合院边上停着一辆擦得锃亮的小轿车；长安街上，一个时髦的烫发女孩提着气压式热水瓶牵着穿西装的爱人谈笑风生；颐和园的长凳上，穿着及膝白色长裙、绛红色高跟凉鞋的女孩子懒懒地躺在男友怀里撒娇；北京的街头，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出操，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棉服，大多数人严肃而投入；大同开往北京的硬卧车厢里，一个穿着蓝毛衣，米色格子裙的女孩子对着镜头抛了一个羞涩的媚眼；沈阳苏家屯火车站的雪地里，戴着雷锋帽的年轻爸爸推着自行车，前座上，坐着一个表情淡定的孩子。
“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可以说是自由的开始，也是追逐自由的开始。”阎雷回忆起相册里的动人画面，同时也感叹“物是人非”——粉红色的小胡同如今已经是劳斯莱斯和宾利的展厅了。
阎雷镜头里的中国是色彩斑斓的，而他聚焦的中国人是精神抖擞的。和大多数活跃在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不同，阎雷很少关注中国的黑暗面，他的焦点永远是整个中国——一种大而全的聚焦。其中的原因，他没有给予过多的解释，可能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阎雷真正的兴趣点在于中国的百姓和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阎雷尤其喜欢坐火车，拍火车。在他眼里，火车是“自由和旅行的象征”。所以，他会天南地北地追着火车跑。另外，他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充满着好奇心，他拍过四川藏民，拍过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拍过侗族、哈尼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