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芦（Eric Leleu）：“有几年我一直都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法国摄影师陆芦和他的女朋友，目前住在上海的武康路上。刚到上海时，他只是一个没有合法雇佣关系的地下工作者，现在，他的中国摄影作品已经能在《纽约时报》、《巴黎竞赛画报》等知名媒体上见到。
我们是在2007
年连州摄影节上认识法国摄影师陆芦的。那时他的摄影系列“白日梦”参加了当年的连州摄影节，“白日梦”系列拍摄了那些在任何角落都能打盹午休的普通中国人。这些年来，陆芦一直立足上海，从当初连州摄影节上崭露头角的摄影新人变成作品发表于《纽约时报》、《巴黎竞赛画报》、《外滩画报》等知名国内外媒体的摄影师。
问：你是怎么从一个法国白领变成上海蓝领的？
答：20
岁时，我在印度加尔各答参与了一个人道主义项目，建了一个鱼塘帮助当地居民。在印度，我深深地被与欧洲哲学迥然不同的亚洲哲学吸引。那时有一个朋友住在上海，所以我来了上海。
问：你在中国最早的项目是什么？
答：2004 年，我去长城拍了一组“Chico
Rabbat”的全裸背对镜头的照片，并且制作了一部法国政府资助的纪录片。在上海，满大街的桑塔纳轿车（在德语中，Volkswagen
的意思是“人民的车”）让我感觉来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午饭之后在街上午睡，我觉得这颠覆了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的样子（工作努力、经济超强大国）。同样让我难忘的是生气勃勃、琳琅满目、气氛活跃的街道。最终我把这三种印象凝固在我的照片上。“白日梦”摄影系列、“瞬间的决定”系列，以及即将在夏季过后拍摄的“人民的车”摄影系列。
问：在上海当一个外国摄影师难不难？
答：来上海的第一个月我就以摄影为生了，那是2005
年，我只有一台电脑、一个相机和一只背包。相比于中国客户，外国客户有时会给更多的酬劳和更充足的时间，他们有时也更能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要什么。但是中国客户非常尊重法国人的想象力，这倒是我没有预期到的附加值。在工作中，我遇到了外国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的合法化问题（我们需要工作签证和开发票）。因为一些模糊理由，中国人可以做自由职业者，而外国人不能。有几年我一直都是一个地下工作者，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和两个法国朋友设立了一家创意机构，这样我被自己合法地雇佣了。
问：你喜欢上海的地方？最不喜欢的呢？
答：最喜欢这里的活力、脚步和春季原法租界里的树影；不喜欢污染、没有很多公园和绿树、太多私家车以及太快的通货膨胀。
问：什么品质对一个外国摄影师在中国发展最重要？
答：积极主动。上海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但需要去触发这种机会。机会不会从天而降。有句话叫“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问：你怎么通过镜头表达中国呢？
答：在“白日梦”系列中，我拍下了那些抓紧时间在任何地方打个盹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瞬间的决定，BJ08”是关于中国通过北京2008
年***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摄影系列；“COCO TV”是关于宣传的历史和记忆。2010 年至今我一直在做一个叫“横幅”的项目，我花了18
个月考察那些出现在大街小巷中的宣传横幅。现在，我在做我自己的宣传横幅。我把中国经典谚语和格言打印出来，制成横幅，挂在树上进行拍摄。我喜欢这个创意，它把诗歌带到了街上，把实际与幻想结合了起来，也把我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体现到了摄影中。
问：你能够养活你的创意项目吗？
答：这是我工作中最棘手的部分。我的商业项目让我有资金从事创意项目，但我必须在客户找我拍照的时候停止创意项目的创作。有钱不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我的摄影成为一份遗产，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目前我很幸运能为一位德国客户工作，他支付我10000
元一个工作日。因为通货膨胀以及2008 年以来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等原因，这个行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让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生存更加艰难了。
问：听说你家里的每件家具都不超过200 元？
答：我在绍兴路住了5
年，这也是我在上海最喜欢的一条街区。现在我住在徐汇区武康路，也是个很棒的街区，很多树，很安静。有时候，我发现被扔在街上的免费垃圾只要洗洗干净，就是一件很好看的家具。有时只要花一个下午把家具漆上不同的颜色（我偏爱白色）就会改变整个感觉。
问：最后说说中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吧。
答：我觉得中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共同点是食物的无比重要。吃好的食物很重要，和朋友一起吃饭很重要，在饭桌上花时间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