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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海斯勒在美国摄影界的地位，类似**的肖全、冯海，业内公认**的人像摄影师之一。
操刀过无数大牌杂志的封面，镜头下的主人公，从总统到影帝到球星，无所不有。
罗德曼，《体育画报》
丽芙·泰勒 《美国周刊》
休·格兰特，《GQ》
我抱着学习摄影艺术的心情翻开他的书《50幅人像杰作背后的奥义》，没成想看见的都是八卦——老头儿在书里一顿吐槽，矛头直指那些难搞的明星。
茱莉亚·罗伯茨首当其冲。1999年，海斯勒为杂志拍摄这位刚推出《诺丁山》、如日中天的大明星，遭遇堪称难忘。
从晚上六点到八点，海斯勒和拍摄组等了两个小时，因为罗伯茨的御用化妆师迟到，然后又等了两个钟头——这是化妆师为罗伯茨化妆用去的时间。中间罗伯茨一直在煲电话粥，对于海斯勒的探问，回答是摆手示意他离开更衣间。
终于，罗伯茨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海斯勒面前，她说的**句话是“拍摄用不了多久对吧，我还约了人吃饭”。
“我只能拼命压住怒火，笑眯眯向她保证很快就能完事。”海斯勒回忆。
他只有十五分钟拍照片，之后大明星扬长而去，留下他慢慢咀嚼屈辱滋味。
“如果是我迟到两小时，当天的拍摄肯定完蛋了，我在业内会成为笑柄，再也混不下去。”令海斯勒震惊的是，不仅罗伯茨这么干没问题，就连她的化妆师这么干也没问题。
罗伯茨之外，另一位让海斯勒深感受挫的明星是格雷格·洛加尼斯——80年代的跳水之王，连续两届奥运打败**的谭良德、熊倪，登上冠军奖台。
1988年，海斯勒为《生活》杂志拍摄洛加尼斯，创意是捕捉他从十米跳台掉落在半空中的画面，希望传递出一种“时空扭曲的幻觉”，就像达利的画那样。
为了实现这个感觉，海斯勒要用到一款特殊的相机，没有连拍功能，一次只能拍一张照片，这意味着海斯勒每拍一张照片，洛加尼斯就得跳一次水。
听完拍摄思路后，奥运冠军的回答是“我最多能给你跳五次”，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
这是个很扯淡的理由，要知道，一个跳水运动员的日常跳水训练动辄上百次。
只能说明，洛加尼斯压根儿不在乎海斯勒的想法，压根儿不在乎这次拍摄，这不过是他鲜花簇拥的生活中，一次可有可无的媒体曝光机会而已。
海斯勒一再恳求他多跳几次，大约就差哭着下跪了，答案仍是那句话，海斯勒形容自己面对相机的心情像是“面对绞刑架”——只有五次机会，拍砸了怎么向杂志交差？
转机发生在五次快门之后，一个刚上完游泳课、全身滴着水的小男孩走过来，“能和你拍个照吗，求你了洛加尼斯先生！”
跳水之王乐了，“算你走运，摄影师。”他说。
海斯勒于是有了第六次机会，洛加尼斯和小男孩一起跳下来，半空中，两人拉开一米的距离。
这是唯一一张能用的照片。
1992年，海斯勒为《GQ》拍摄丹泽尔·华盛顿，也遇到了难堪的情况。
他精心设计了拍摄方案，定制一身衣服，浓缩华盛顿的角色特点——《黑潮》里马尔科姆X的帽子和眼镜，《光荣战役》中的士兵制服。华盛顿刚刚凭《黑潮》获得奥斯卡男主角提名，之前还凭《光荣战役》获得过奥斯卡男配。
“这套拼贴的行头，又好玩，又有纪念意义，一定能让他满意。”海斯勒是这么想的。
结果丹泽尔·华盛顿到摄影棚后，直接拒了他的方案，理由是“一旦完成某个角色，就彻底摆脱了表演状态，再也不愿意重复那个人”。
海斯勒只好临时找了个木头墩子，让华盛顿站上去，扮作奥斯卡小金人拍完了照片。
此外，海斯勒还被老布什剥夺过白宫的拍摄权利，因为他把总统拍得像个“两面派”；
海斯勒为《时代周刊》拍摄的老布什
被拳王阿里称作疯子，“你一定很爱这份工作吧，才会这么折腾我这个老人家”；
被NBA球星阿朗佐·莫宁扔在摄影棚里等了两个钟头，因为他要把头皮刮一遍再来拍照，虽然“那个光头看起来前后没有任何变化”；
还被东芝公司总裁拒绝过各种拍照姿势，“我不能双手抱胸站着，那代表我防范意识很强，也不能两腿交叉，那表示我很弱，不能十指相交放在前面，那是心虚的表现，把手插在口袋里也不行，这叫懒散不靠谱；我只能这样站着，这是成功生意人的站法。”
海斯勒镜头里的阿尔·帕西诺，实力演绎什么叫成功生意人的站法
杂志摄影的悲哀在于，必须戴着镣铐跳舞。摄影师的创作想法，是整条产业链中最不重要的意见，随时被明星本人、经纪人、杂志编辑推倒，“这些状况，不止一次让我起了放弃摄影工作的念头。”海斯勒说。
照**摄影家贾育平的说法，厉害的摄影师追求的是“拍得不像”，“因为照相机的特点就是拍什么像什么，拍得越像、越清楚，越是呆板无味。只有拍得不像，才能体现摄影师的主观创作、审美和想象力。”
按这个标准，海斯勒确实是个艺术家，每次拍摄都努力设计情境、精心运用道具，希望把大众熟知的名人拍出反差感、陌生感，扭转其固有印象。
海斯勒为《GQ》拍的“大鲨鱼”奥尼尔
只不过，这样的艺术追求未必会被名人所珍惜。在一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看来，拍摄杂志封面只是一次普通的宣传活动，摄影师，不过是每天都会遇到的拿着相机的人而已，心情好配合一下，心情不好让他滚蛋。在气势汹汹的大人物面前，摄影师没有议价能力，只能装孙子，好话说尽，仍不免受气。
这便是海斯勒满纸怨怼的由来。
我想起蔡国强，作为国际一线的艺术大腕儿，面对外部环境，也得伏低做小。
北京奥运会上著名的“大脚印”，就是他妥协的结果——这个创意本来出自他的“外星人系列”，一串大脚印喻示着苍穹之上的神秘力量，但是政府不认同，蔡国强不得不换一个说法，“这些大脚印象征世界正向**走来，29个脚印代表了29次奥运会的轨迹。”
这个说法感动了官员、警察和消防，创意才得以实现。
蔡国强犹如此，况乎他人。
创作中的无奈和妥协，恐怕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