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纽约参观过全球摄影器材博览会，不少品牌动用了真人秀，现场演示成像技术的精妙，以昭示相机与眼睛的差异日益微小；或者说，由摄影器材所构建的那个图像世界更令人着迷——眼睛不能纂改它所见的，而相机可以。
工具是显性之物，有了科技和资本的加持，功能强大可谓一日千里。人们借助工具可以随心所欲地“见所想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器材是人们造出来用以抵挡恐惧和绝望的护身符：假装时间永远不会流逝，死亡永远不会到来。我们不曾丧失什么，也不会丧失什么。因此，当我漫步在那个繁华而喧闹的盛会时，深深地感到了这显性之物隐藏的悲喜。它是人类制造的千万工具之一，是影子的影子，它飞快地更新迭代，又缓慢地落后于时间。
我忽然发现，热烈地簇拥在机器周围、深情地抚摸它们并争先恐后试用、询问、恋恋不舍的，几乎都是男性。没有女人来看器材。
又想了一下，认识的人里面，疯狂或不疯狂收集各种机身镜头的，都是男人。他们在见面或不见面的时候都使用*为密集的修辞手法描述各自的机器，并毫无保留地交换与机器相处的心路历程，频频发出象声词、感叹句和惊叹号；即使平素*沉默寡言的男士，也在那一刻，没有任何障碍地成了诗人。
而女性，几乎不谈器材。
她们谈论摄影、谈论照片，但生产照片的工具，它重要吗？她们的意思是：好比你去吃了一顿齿颊留香的烛光晚餐，吃什么很重要，在哪里吃很重要，和什么人一起吃也很重要，但是，筷子重要吗？勺子重要吗？锅重要吗？即使你鼓足勇气想挑起话题，她们淡定而悲悯的目光会让你瞬间主动放弃。
这很有趣。事实证明，这不是我的主观臆测。2014年就有人做过摄影器材使用的相关调查，结论是：男摄影师会根据拍摄任务仔细地选择器材，而女摄影师只有四个字：不挑器材。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不挑器材的女摄影师们和很挑器材的男摄影师们是如何把摄影都玩转的？器材在他们各自的摄影里，究竟是何意义？
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指向男女差异，也不是女性主义的闲篇儿，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有趣的角度去理解摄影，以及摄影与人的关系。
简要而言，男女对于工具使用的差异始于原始社会。彼时男性的主要任务是外出捕猎获取食物，在这个惊心动魄而无法预知结果的过程中，男士必须使用趁手的工具，一方面自卫，一方面攻击。因此，男性与工具的关系一开始就同生共死，男性必须通过对工具的占有和控制克服内心的恐惧，完成生存目标。如何改进、优化工具，如何尽可能地占有更多工具，对于男性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爱好，而是与增加生存几率、提高生存质量紧密相关。对于男性而言，工具是武器、是伙伴，是内在动力的外化，是安全感与存在感的必要保障。
而当时女性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加工，这依靠双手就能完成；当双手不够用的时候，就地取材灵活运用，是女性的日常行为。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工具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辅助手段，是灵巧的双手之外的附加之物，是一种松散的、随机的、灵活多变的选择。她们并不需要依赖工具，她们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处理的对象或材料本身，而不是这一过程中使用什么工具。
所以，男性必须通过“做什么”来实现自我存在，这一目标的实现，工具必不可少；而女性本身就是存在，不借助工具，女性就能完成自洽。
这只是两性的差异，并无优劣之分。但很显然，这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创造路径。
我们回到摄影，男性之所以“很挑器材”，自是源于上述对工具的迷恋”，对此有很多学说进行了深刻分析，此处不展开了。更进一步说，在男性看来，“机器、工具”与“纪录、表达”的关系更趋向于“理性思维-实践验证”的关系，男性摄影师更热衷向外部世界拓展他们的视野疆域，更倾向以叙事的方式实现他们对生命的隐喻。他们走得越远，意味着离自己的目标越近；获取的材料越丰富，意味着自身的表达越纯粹。
试举两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与罗伯特·弗兰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摄影家，前者关注一个瞬间内多重视觉元素的关系之和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后者则有意识地跳脱出这种关系，赋予事物独立的自由，并以这种看起来很随意的画面联结而成逻辑严密的视觉链条，传达无声的观点。但是，若是从男性角度来看，他们又是如此相似：叙事都是必由之路，每一张画面都蕴含着情节，充满了戏剧性，摄影是面向社会的，正如他们喜欢的徕卡相机：视角*接近人眼对现实的观察角度，方便携带在不断的游走中随时拍摄，同时小巧不易暴露，能够很好地隐匿自身。
某种意义上，绝大部分相机都是“男性”的，他们是男性视角与心理的一种延伸。
反过来看看女性摄影师。一个例子是目前照片卖得*贵的女摄影家辛迪·舍曼，大学时摄影技术课不及格，差点儿与摄影就此分别，后来接触到观念艺术，立刻获得了解放：技术根本不是问题，摄影也不是问题，问题是用摄影能够表达什么？舍曼的回答不假思索：自己啊！她早就有扮演的癖好，以对付自己的情绪。将自己变成自己的作品，这种无缝对接与无可替代的方式相当女性化。诚然，带她进入当代艺术圈子，以及提议她自拍的人，都是她的男朋友——男性往往以他们的理性之眼发现可能性，而完成甚至超越这一可能性的，是女性自身。
对于辛迪·舍曼来说，技术与工具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画面里的那个人，那个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的人，那个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人。舍曼曾经尝试让模特来扮演，但怎么都不如自己亲身上阵如鱼得水。她很难将自己的感觉通过指导性的语言传递给另一个人，那种微妙而复杂的感觉是无法叙述的。或者说，为什么要通过语言这种工具去表达感觉呢？直接来就好了。因此，作为摄影家的辛迪·舍曼，在摄影之中，不是一个相机的操控者，也不是一个工具使用者，她直接越过了中介抵达目的地。你完全想不起来，她和她的作品之间，还架着一台照相机。
事实上，这也是众多女性摄影师的特质。虽然她们也在使用各种相机，包括大画幅这种相当考验体力的工具，但她们如同神奇女侠一般，让你在照片中体味到她们本身——如果她们要向诗意和哲学出发，那必然是坐言起行，直奔主题。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理性思维到实践验证的过程，更像是自我对自我的探究与追寻。因此遇水乘舟，过河搭桥，有什么使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再比如另外一位***女摄影家黛安·阿勃丝，早年用大画幅拍过时装，开始自己的摄影时，也像男摄影师们一样用过徕卡。但其实这都不是真正匹配她的相机。直到有一天她自己意识到：我所要的不是扁平视框里的躯壳，而是流动着血液的身体。她开始使用禄来相机——一种带有女性气质的相机，方画幅的均衡与人物的殊异形成奇妙的冲突，由此开启了“黛安·阿勃丝式的矛盾”，进入她*为重要的一段创作时期。当黛安·阿勃丝依从外在的标准去寻找工具时，这个工具却没有真正属于她；虽然按照外在的标准来看，她拍得不错。当她将重点放在自己内心时，*合适的工具呼之即来。
可以说，男人创造一个工具，是为了使用它；而女人则是通过使用一个工具来创造它——将它变成匹配自己需要之物。所以，对于男性摄影师而言，器材是必须也必然热爱的，那是绕不过去的一堵墙。突破这堵墙，既充满了挑战性，又充满了成就感。而对于女性摄影师而言，如果前面真的有这么一堵墙的话，直接开扇门过去就好了。重要的是墙那边的世界，而不是墙本身。
如此的论述并非要建立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结论，男女本身也不是***的对立，但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摄影的千姿百态。如前所述，摄影器材的发展日新月异，“图像化生存”日益成为我们的另一种身份与状态。我们更乐意看到的是大量复制之中的个性，无数像素之中的独特。
